姚先莹，教授/主任医师，曾任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主任、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病理科外聘教授，195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于病理学教研室/病理科，近60余年坚持从事病理学诊断、教学及科研工作，于1998年开始返聘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病理科。曾前往波兰进行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参与数十名博士及硕士研究生科研课题及学术论文指导工作，并坚持华西医院病理科进修医师部分教学工作；公开撰写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担任《妇产科诊断病理学》主审工作。

　　1.姚老师您是哪里人，您的父辈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我祖籍是四川泸州。祖父19世纪末从农村进城，到四川泸州做毛笔学徒，后来经营毛笔生意。我父亲从泸州中学毕业后经同学介绍到重庆铜元局工作，后来相继又去了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桐油公司。桐油公司主要是收购桐油并出口，一直做到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后，桐油出口受限，因此父亲和几个同学就成立了桐油炼油厂。由于父亲做事踏实，讲诚信，赢得同学的信任，所以厂子就交给父亲办，但是父亲本身不会，他就买了一套《工业大全》，组建了一个实验室，利用桐油生产、提炼“替代汽油”和“替代柴油”，作为“能源替代品”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父亲因为有一点文化，而且他也比较努力，也会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改变现状，做事踏实可靠，为人守信，赢得同学们的信任，一路上互相协助。父亲的这些对我影响比较大，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能够多读书。
　　2.您童年有什么难忘的经历？为什么对医学感兴趣，如何与医学结缘？当时家人对于您学医的选择态度是怎么样的？学医期间，有什么想要分享的经历？
　　我记得小时候泸州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医叫刘溥龙，我在他那里经常看到很多病人，有钱的人不多，更多的是穷人在那儿看病，一些人因为生病也就没什么精神，另外有些病人皮肤溃烂，或者是有出血的，都很可怜。一看到他们我全身就起鸡皮疙瘩，很害怕，而且觉得好痛，我很同情他们，我想这和我后来选择学医有一定的关系。
　　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我在泸州的县立中学上初中，因为日本人对泸州轰炸的很严重，我们都亲眼看到好多死伤的同胞，当时很害怕。后来学校就不在城里边儿了，搬到泸州下面一个乡镇里，把庙子改造成中学，学校里没有寝室，也没有床，就是在地上铺些枯草来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电灯，也没有体育场，就有一个小坝子，学生可以在那里可以玩一玩排球。教学质量也很差，我自己都不大记得当时学了什么，只记得我们当时还是开了英语课，这个英语老师是一个地主家庭出生，去英国呆过两三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教我们说beautiful，他就说的“宾特芙”，大家就这样记得“宾特芙”就是beautiful。在初中最糟糕的就是学校的卫生条件，以至于当时我们学校出现“校疮”，就是疥疮。全校的学生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有这个病，感染了以后就痒的不得了。另外反映我们学校卫生条件差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女生每一个人头上都长虱子。那会儿没有什么条件洗澡，全校只有两个木的洗澡盆，这就是疥疮成了“校疮”的原因之一。当时我姐姐在另外一个离我很近的乡镇教书，礼拜天我就跑到姐姐教书的地方去，在她那里去吃顿饭改善伙食。初中毕业以后，姐姐也离开农村到川康银行工作，并和爸爸商量，建议我去重庆好一点的文德女中念书。
　　三十年代的后期，我就去重庆文德女中念书了，在这里比初中学的东西要多一点了，特别是数理化，我也特别有兴趣，学的也比较好。而且数理化的老师也都还比较喜欢我。因为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条件很艰苦，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豆芽就算是最好的菜了。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水，学校一天给每个人发一点水，可能不到一千毫升，早上洗了脸，中午晚上漱口还是用那个水，而且那个水还要用明矾沉淀一下。所以，在那时候有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便秘，而且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学校的很多同学都有这个问题。在高中时，学校里比较流行的病就是疟疾。很多同学都有，记得我有一年基本上都在生病，三天两头发高烧，当时也没啥药，所以那一年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另外在重庆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臭虫太多，导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每天晚上统一开三次电灯，起来捉臭虫，每一次起来都要捉十几个臭虫。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学校的学生，多多少少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
　　除了念书以外，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收获比较大的就是思想上的进步。我有两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读《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群众》，思想就已经不那么僵固，就比较开化些。另外对我思想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们的两位从西北大学毕业的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一位姓刘的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当时学校不让我们看一些揭露讽刺旧社会的展览，但是刘老师还是鼓励我们去，我们部分学生就跟着刘老师去看展览，就这样在同学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我在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高中毕业以后就要面临考大学的问题，我因为数理化学的比较好，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学化工。当时我的老师也很支持我。但是我的姐姐建议我选自由职业比较好，当时就和我的两个好朋友，我们三个人一起计划将来，她们就提出来搞教育，以后我们自己办学校。可以让没有钱读书的人上学，接受教育。我们还考虑去当医生，就可以给没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并且不收钱。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计划将来选什么专业。后来我的两个朋友就去西南联大学教育了，当时因为我的数理化成绩比较好，语文稍差，再加上我对小时候那个诊所里的病人印象很深，很同情他们，希望帮他们解除疾病的痛苦，初高中又受到疥疮和疟疾的干扰，我就选择了学医，就这样我就考上了华西而来到了成都。
　　在华西读大学期间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外加姐姐的一些资助，我自己也当过家庭教师，抄过琴谱，甚至卖过血。生活上虽然还是很拮据，但是思想精神上还是很充实，我高中的刘老师在解放后当了军代表，我和几个同学每周末去老师家里玩，老师还是会给我们灌输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记得当时给我们看的一本书叫《天堂的地板，地堂的天花板》，后来有人说那本书就是新民主主义，所以我一直受到老师和同学进步思想的影响。
　　3.您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特殊的契机或机会？
　　虽然我高中就读的教会学校，大学也经常接触教会，但是我始终都没有加入任何教会组织。解放初期学校建立共青团，我就第一批入团了，后来学校成立党委，我也是第一批就申请入党了，那年我27岁。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觉得党就是我应该归属的组织。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唐开正，解放后公开他是地下党，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助学会，就是学生自己帮助自己解决学费和生活费，我们通过收集标本做一些生化分析等医学相关的实验，获得一点收入帮助班里的同学。
　　4.您什么时候进入华西工作的，当时医院的状况怎么样？
　　因为当时华西非常缺少师资，所以我们那一届是提前毕业的，曹院长就把我们全部留下来并且被分配到基础的各个教研组，有生化，生理、药理、病理。我就被分配到病理，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一边是党支部的工作，另一边是临床诊断工作，两边的工作都不能出错，时刻小心谨慎，还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时刻谨记着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一旦诊断错误，就有可能影响病人的生命以及整个生活，所以一直紧绷着这根弦。
　　5.您在华西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您认为华西医院发生的大事有些什么？
　　当时因为附二院（现华西第二医院）已经逐渐成立，但没有病理科，所以附二院那边术中冰冻要拿到华西本部来做，就很不方便，要花的时间比较多，而且在路上曾经就有工人把标本打翻了。就这样从八九年开始我被派到附二院做术中冰冻，当时那边只有杨开选老师和一个技术员，冰冻的工作量也相当大，为了教研室的利益和科室大局，我就一直在附二院工作，现在附二院的病理科队伍也渐渐壮大。
　　6.您对学习医学的年轻人/后辈有什么要说的？

作为医生来讲，要时刻记得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一个人的健康对他个人，对他家庭，对于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思想上要时刻绷紧这跟弦。另外要不怕艰苦，不能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前头，再多的困难都要克服。年轻人应多去基层，身临其境的体验基层人民群众的医疗环境和就医现状。

　　后记
　　姚老师从她的祖父辈谈到了现在，讲述了她童年时期的经历对后来职业、生活的影响，家人对姚老师选择从医执教的影响；为什么对医学感兴趣，如何与医学结缘？在华西就读期间印象深刻的事情等等。虽然在教会学校学习，青年时期追求真理的姚老师在中共地下党老师的教导下，在周围先进同学的影响下，选择不忘初心，光荣入党。老师从她的祖父辈谈到了现在，讲述了她童年时期的经历对后来职业、生活的影响，家人对姚老师选择从医执教的影响；为什么对医学感兴趣，如何与医学结缘？在华西就读期间印象深刻的事情等等。虽然在教会学校学习，青年时期追求真理的姚老师在中共地下党老师的教导下，在周围先进同学的影响下，选择不忘初心，光荣入党。
　　这跨越一个多世纪的讲述内容，就像是近现代史和党史的缩影。我们采访的几位年轻党员深受感动，能够感受到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让我们心怀敬畏。
　　“史海钩沉，岁月如歌”，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接起时代的接力棒。信仰不灭，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