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的、闭关自守的、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来自欧美各国的传教士等纷纷抢滩四川、进驻成都，在他们的“探险记”、“游历录”的推动下，四川引起了世界的注目。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涌入四川，基督教差会中的美国的美以美会、浸礼会，英国的公谊会、圣公会，加拿大的英美会等接踵而至，纷纷向四川跋涉。一时间，号称地大物博的四川教堂林立，十字架遍设。

    １８９１年启尔德一行七人离开温哥华前的照片。自左至右,前排为赫斐秋夫妇及史蒂文森，后排为何忠义夫妇及启尔德夫妇。启尔德的夫人是1891年10月12日与他刚结婚的珍妮.福勒。他们到成都后，大约两个月，她死于霍乱。

     虽然如此，“不依教”的四川人，似乎对这种外来洋教并不感兴趣，甚至非常反感。1895年“成都教案”震撼川西，1890年、1898年大足县余栋臣两次反教，1900年四川义和团的反教等，均让教会势力受到打击。当时，因为地理位置更靠近藏区的缘故，四川是西方各国教会传教的重点地区，发展的教徒数量，占全国第三位，可是四川爆发的教案数量，占全国第一位。这种现状让教会和传教士们不得不寻求更容易让四川人接受洋教的方法，而传播西学，用西医给四川人治病似乎是最好的传教办法。

一个中国常见的中医诊所中的医生

    百年前的四川，卫生落后、缺医少药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脚气病、霍乱、狂犬病、伤寒、天花、血吸虫病、性病、黑热病、腹泻、肺病、麻疯、鼠疫等经常流行，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之父”、华西医科大学教授陈志潜回忆：在20世纪初的成都，当草药治疗失败，市民就会以锣鼓、鞭炮、焚香等“法术”，为病人驱逐“病魔”。按保守的估计，当时的粗死亡率可能超过30‰，婴儿的死亡率约为200‰，预期寿命大约是35岁。在死亡人数中，约有41%是死于可控制疾病。

卖中草药的照片.牌子上写的是妙手回春

    19世纪中叶，西方医学开始传入四川，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医发展的势头显示了比本土医学更具现实意义的诱人前景，加之中国人的主动应对和对西医的吸收，四川的近现代医学得到逐步推广。

    在西方近代医学、科学传入四川的 “欧风美雨”之中，传教士起了引进和传播的作用。其实，早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葡）、安文思（意）经剑门关入川，至成都传教，并以金鸡纳霜等药物为教徒治病，在四川开创了使用西药的历史。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前后进入四川，内地会的侃莫（Cameron，英）、马嘉礼（J. H. McCartney，美）等人在阆中办诊所、开药房，被视为基督教在四川医疗事业的起点。

1892年启尔德与史蒂文森在四圣祠北街12号开办最早的福音诊所，但由于语言不通，不久就停业，学习中文。

    成都近代医学始于1892年，是时有启尔德（O. L. Kilborn，加）在四圣祠街首开西医诊所，随后在1896年建成25张床位的男医院——仁济医院，继有甘来德(H. L. Canright，美)在陕西街开办存仁医院，嗣后启希贤（R. G. kilborn，加）又在惜字宫街建仁济女医院。到清代宣统末年（1910年），四川已有教会医院30余家，病床1000余张，教会卫生学校20余所。

1912年在惜字宫南街建的仁济女医院

    教会医院成立后，陆续带来了西医书籍、手术器械及医疗设备，还直接将现代医疗技术和医院制度等引进四川。在西医传入前，中国本土医学的发展已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扎根于以儒、释、道为基础的文化传统之中，在亿万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随着西方近代医学在四川的传播，本土传统医学的一统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两种医学并存的竞争态势。20世纪初来川的传教士医生利用他们在眼科、外科（战伤外科尤为中医所短）、妇产科等方面之特长，如体表良性肿瘤的切除、截肢术、外伤的止血和清创缝合是当时西医最常施行的手术。随着麻醉和无菌技术的逐步改进，西方医学在外科、眼科、妇产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优越性便日益突出了。

    手术的神奇和西药的速效，逐渐消除人们的戒心，种牛痘以预防天花，奎宁治疗疟疾，以及止痛剂和麻醉剂，还有19世纪的最后一年发明的阿斯匹林……因其相对于古老的中医显得见效快等原因，经历了一段观察和体会后，使人们相信了它的科学性。

惜字宫女院人员前排左起乐以成、冷玉蓉、胡祖遗、刘恩兰、李哲士、韩芳卿、杜顺德、吴修贞、肖淑明。

2排陶理智、此外还有毛文书、张君儒、蒋良英、杜顺福、唐文逵、王再明、王培恩等

    然而、西方现代医学在四川的传播推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还在实践中还引起过四川民众很大的反感。比如对于外科手术，当时四川人的主流民众都坚信：一个人若是截肢或残废，这种缺陷将会不幸地带入“阴间”中去，而保全身体的完整性被认为是一种必须。

    当时社会大众对西医的恐惧和怀疑现象，不得不靠医务人员们通过艰苦而耐心的劝告来消除。为减轻疾患、病痛和死亡的威胁，四川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用我国的传统方法处理疾病是不足的，必须寻找其他方法”（陈志潜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官员、普通老百姓对西式药丸、外科手术，由最初的惊恐、抵制，慢慢过渡到接受、相信。当年的四川人，对于治疗内科疾病仍信赖传统中医，但也肯定教会医生和西方医学对外科病例很能胜任。西医的传播，不仅弥补了本土医学暴露出的不足，也开始改变四川人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到西医医院挂号门诊、重病住院治疗的人数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