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东、华北相继沦入敌手。日军铁蹄所至，生民荡析，文物燔毁，这些地区的文化教育机关、学校、团体等，或遭日军炮火野蛮摧残，或遭日寇 蹂躏践踏。而那些不甘被奴役的广大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为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精华，纷纷向远离战区的地区迁徙，从而形成了我国文化教育方面有史以来的第一 次最大规模的自东向西的大转移。

地 处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惟蜀地险远，粗得苟安”，诚如大学校长张凌高1938年所称，“去秋以来，吾国文化机关，多为暴日毁坏，战区内之学校，固无 法办理，即战区外之学校，其在重要城市者，亦不免受敌机之轰炸威胁，课务每多中辍，教会大学能在国内照常办理而地点亦较安全者，惟本校一处。”在民族危难 之时，为使友校不致停办，学子不致辍学，华西协合大学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迎接了内迁的学校和逃难的师生。

图1：五大学校长，自左至右：梅贻宝，吴贻芳，陈裕光，张凌高，汤吉禾

图2：五大学教师合影

当 时汇聚华西坝的高校有：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齐 鲁大学（校长汤吉禾），燕京大学（梅贻宝）。人们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抗战“五大学联合时期”。1938年5月，五大学联合管理委员会成立。五大学的校长们每 周至少举行一次例会，协商关于行政、财政、人事和有关公共事宜。每月各校教务协会，由各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关予授课时间安排、招生考试等问题。同样也 有训导长协会，磋商关于学校训导事宜。在教学方面，各校采取了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各校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所读学分。

“五大学”于华西坝联合办学，学术交流蓬勃发展，华西协合大学因此获得重要的发展机会，在全国高等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及教育质量和效果得到提高，并且对维持非战区的医学教育不受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