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敏兰（右一）、马菁（右二）与宜宾当地心理援助团队成员走访受灾人员。

　　记者：请问二位抵达灾区安置点后，与当地救援团队共同开展了哪些工作？工作重点是什么？
　　马菁：我们了解到，灾害发生不久，当地救援团队就迅速赶往现场，启动心理援助工作。他们对受灾人员进行了初步心理健康状况摸底，并在安置点对人员进行分组管理。我们抵达后，当地团队快速与我们同步了信息，如：受灾人员普遍存在失眠、焦虑、无助等情况；失联人员家属处于极度震惊、不安和悲痛之中，心理状态尤需关注。基于此，我们立即着手与当地团队紧密合作，指导他们开展后续走访工作，进行心理援助。
　　袁敏兰：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关键在于稳定受灾人员的情绪，而非深挖他们的创伤。其间，我们为当地心理救援团队开展了多次培训，详细介绍受灾人员可能经历的不同心理时期，并教授了相应的心理稳定化技巧。同时，我们在安置点建立了反馈机制：前期集中安置时期，由当地心理援助团队每天对受灾人员进行走访；分散安置时期，当地心理救援团队派出随户移动的救援工作人员，并由他们每日反馈遇难者、失联者家属情况，我们则据此及时调整干预策略。
　　确保受灾人员身处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是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基础。在此之上，我们针对失眠、焦虑等症状为他们进行了简单的放松训练，如呼吸放松等，帮他们进入相对平稳的心理状态。
　　记者：由于年龄、经历、家庭状况的不同，受灾人员的心理需求是否也有不同？
　　袁敏兰：是的。在安置点，有位大叔令我们印象深刻。这位大叔年近60岁，平时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看到他时，他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悲伤哭泣。我们了解到，山体滑坡无情吞噬了他的家，虽然直系亲属幸免于难，但也有亲人永远被埋在了废墟之下。此外，他的儿子患尿毒症，需长期透析，但家里喂养的牲口和往来交通的车辆等都被灾害夺走了。对抗生活重担的资源均被剥夺，其痛苦可想而知。援助期间，只要他愿意分享，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耐心倾听、给予安慰；同时，我们也向他和家人保证，不会频繁打扰。就这样，每天前往探望成了我们的习惯，他和家人的情绪也逐渐稳定。
　　在心理援助现场，儿童青少年这一群体特别牵动我们的心。他们相对脆弱，且心理问题往往隐蔽不易察觉。当我们抵达时，当地团队已先行一步，让他们用画笔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所幸，这些画中的太阳、云朵、小草等富有生命力的意象，投射出他们内心的积极与稳定。
　　马菁：心理援助期间，山体滑坡还在持续，加上连日的降雨，导致路面泥泞，难以行走。而那些一线救援人员就是这场灾难中的逆行者，在滑坡处下方持续搜救，经历着高强度的身心挑战。我们接到宜宾市消防支队的心理疏导任务后立刻行动起来。起初我们发现，不少救援人员虽连续作战多日，但整个大队依然斗志昂扬。然而，在深入了解后我们洞察到，特勤大队中的安全员们肩负观察落石、保障队友安全的重任，一分一秒都不敢放松警惕，眼睛盯得发干发胀；而大队指导员作为团队的灵魂人物，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等症状。
　　于是，我们组织了一系列团体辅导活动，借助“不倒翁”等形式帮他们在相互信任中释放压力，同时特别注重进行积极赋义，告诉他们无论搜救的结果如何，他们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同时，我们还为队员们进行了心理量表评估，看到大家的心理状态普遍较为正常，我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记者：请问二位专家对未来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发展还有哪些建议？
　　袁敏兰：2008年汶川地震后，社会各界逐步加强了对灾后心理重建工作的认识。在本次灾害处置中，我们可以看到心理援助工作已较前取得了长足进步。灾害发生当日，多方救援力量聚齐、心理援助工作开启、筠连县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立24小时心理救援热线等。系统化的灾后救援体系，告别了以往“一窝蜂”的救援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协作机制。这种变化不仅确保了心理援助工作迅速、全面地覆盖到每一名需要帮助的受灾人员，更减少了重复打扰和伤害。
　　未来，我认为政府和社会应继续加大对心理援助工作的支持，确保相关工作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这包括当地心理援助团队持续关注和定期随访，打通上级精神专科医院的绿色通道，确保受灾人员在需要时能迅速获得专业医疗帮助等。同时，心理援助工作要与需求紧密结合，对有实际困难的受灾人员，需积极协调解决他们的临时住所、经济援助等问题，以全面促进他们身心状况恢复。
　　马菁：每个人心理恢复速度和能力都是不同的，特别是那些经历了严重创伤的受灾人员，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心理支持和治疗。因此，应建立长期心理援助机制，提供持续的心理关怀和随访服务，确保他们在灾后重建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帮助。

转自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