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秋,我踏上了飞往拉萨的航班。舷窗外,连绵的雪山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这一次,我不是独自前往——身后是华西医院呼吸治疗科的专家团队,目的地是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一场面向全院骨干的呼吸治疗专题培训班,即将在这里举行。
而我的思绪,却飘回到几个月前成都的那个深夜。
那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那是我在MICU值夜班的一个寻常夜晚。
凌晨两点,监护仪的滴答声和呼吸机的节奏交织在一起。
在巡视病房时,我注意到一位藏族妇女默默坐在病床旁,她的脸颊上有干涸的泪痕,眼睛里满是惊恐与祈求。而床上躺着的是她年迈的藏族阿妈,面色青灰,呼吸微弱。
另一边,是一辆长途转运的救护车担架,她要带她阿妈回家了。
她们从西藏来,阿妈病重,女儿带着她辗转数日,赶到成都。华西,是她们最后的希望。
可是,阿妈的病情实在太重了。重度低氧血症、多器官功能衰竭,漫长的转运途中又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我们竭尽全力,但最终还是没能把她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临走前的那一刻,女儿没有哭天抢地,只是呆呆地站在病床前,握着母亲渐渐冰凉的手。过了很久,她转过身,走到我面前,用生涩的汉语,一字一句地问:
“老师,是不是我再早一点把妈妈送过来,她就可能活过来了?”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无法回答她——因为我知道,即使再早一点,从高原到成都,也是几千公里的漫漫长路。如果阿妈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有效的呼吸支持,如果当地的医生能更早地识别和处理她的病情,如果转运途中能有专业的呼吸治疗……可是,没有那么多如果。
那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成了我后来踏上高原的动力之一。
一次“蓄谋已久”的相约
这次培训早在半年前就开始酝酿。西藏自治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吴松泽和尚耀民老师多次与我们科室沟通:“老师,我们科室的呼吸机越配越多,但能熟练掌握的医护人员还是不够。能不能请华西的专家们来系统地讲一讲?”
于是,我们开始策划这场培训。梁国鹏主任亲自审定课程大纲,王振、夏文熙两位师兄精心准备课件。而我接到的任务是:负责下午workshop环节的实操讲解,重点培训无创呼吸机和高流量氧疗的使用。
三、在高原上,他们用生命在讲课
培训那天,西藏自治区医院的会议室座无虚席。全院各科室骨干医护人员共计100余人参加。院长助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晓欧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然而,高原不会因为你是远道而来的老师就格外温柔。
梁国鹏主任一到拉萨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头痛、乏力,夜里几乎无法入睡。更糟糕的是,他还感冒了——在高原上,感冒是一件需要警惕的事情。我们都劝他休息,他摆摆手:“都安排好了,100多个人等着,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调整?”
那天上午,他准时站在讲台上,讲授“有创机械通气基本模式”。一个半小时的课程,他几乎没有坐下来。声音因为感冒有些沙哑,但讲起专业内容来,依然条理清晰。课后,他被同事扶着回到房间,吸氧、吃药。
夏文熙师兄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讲的是“无创机械通气基本模式”和“ARDS机械通气方案”,两节课连着讲。讲到一半时,我注意到他的嘴唇开始发紫——那是缺氧的典型表现。他的语速慢了下来,但课件还在继续翻,要点还在继续讲。台下有医生悄悄站起来,想给他递氧气瓶。他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继续讲完那一段。直到最后一页PPT结束,他才扶着讲台,轻声说:“抱歉,我需要吸会儿氧。”
我忽然想起那个阿里来的女儿——如果当年阿妈的身边,能有这样一群用生命在守护生命的医者,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workshop:手把手,一遍又一遍
下午两点,workshop正式开始。急诊抢救室被临时改造成实操场地,两台无创呼吸机设备整齐排列。
我负责的站点是无创呼吸机和高流量氧疗。刚一开场,十几位医生就把我围住了。有人问面罩怎么选尺寸,有人问参数怎么调,有人问病人不耐受怎么办。
我先让大家围成一圈,从最基础的设备构造讲起。拿起面罩,我演示如何测量鼻梁到下颌的距离选择尺寸,如何调节头带的松紧度,如何使用非粘型泡沫敷料来有效预防病人面部压疮,提升舒适度。一位叫曲扎的医生主动举手当“模特”,我一边给她戴面罩,一边讲解:“你们看,现在这个松紧度,能伸进一根手指为宜。”
接下来是无创呼吸机的模式选择。我从S/T模式讲起,解释后备频率怎么设、IPAP和EPAP怎么调。我让每位医生轮流上手,亲手按下那些按钮,亲手调节参数。有人调完参数后紧张地问我:“老师,我这样设对吗?”我说:“你自己说说,为什么这么设?”当对方能把理由讲清楚时,我知道,他真的懂了。
高流量氧疗的环节同样热烈。我演示了如何根据病人的情况设定流量和氧浓度,在了解到许多科室没有专门的高流量机器时,我又示范了如何使用无创管路改装高流量。一位来自急诊科的男医生问:“老师,高流量和普通氧疗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让他自己操作一遍,边做边解释高流量的生理效应。他操作完,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以前我们只是把机器打开,从来没想过这么多讲究。”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轮流上场,每人至少实操了一遍,有人甚至排了两次队。一位叫急诊科的医生练习完无创后,又专门来问我:“老师,再给我讲讲这台无创机器如何切换到高流量模式,我们急诊没有高流量机器,学会无创改装高流量,我想更熟练一些。”他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但眼神里满是兴奋。
workshop结束时,已经快五点了。培训结束后,西藏自治区医院的医生们还围在机器旁不愿散去。他们开心地向我说:“今天的workshop太实用了!以前我们看书总觉得隔了一层,今天亲手调了参数,心里终于有底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援藏的意义,远不止于看几个病人、做几台手术。真正的“薪火相传”,是把技术的火种留在这里,让它生根发芽,让这里的医生成为带不走的“华西力量”。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长久的守望;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双向的奔赴;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代华西人共同的薪火相传。
薪火相传
返程前,西藏自治区医院的同事为我们献上洁白的哈达。李晓欧院长助理说:“这样的培训,我们要常态化举办,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飞机起飞时,我透过舷窗再次俯瞰这片土地。雪山依旧,但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西藏来的女儿,想起她那双含着泪的眼睛,想起她那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她能再见到我,我想我可以告诉她:你看,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母亲,不必再经历几千公里的颠簸,不必再变卖家产、孤注一掷,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在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高原上的孩子,都能在家门口守护他们的妈妈。**
那个夜晚,在MICU,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但此刻,在这片高原上,我们正在用行动,一点一点地给出答案。
援藏的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远征。在这条路上,华西人前赴后继,用技术传递希望,用真情浇灌友谊,用坚守书写担当。梁国鹏主任吸着氧也要坚持讲课,夏文熙师兄嘴唇发紫仍不肯停下讲解,王振师兄和我一起在workshop上手把手带教,还有那些认真听课、积极实操的年轻医生——他们都是这条路上的同行者。而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接力者,在世界屋脊,播下了一颗呼吸与生的种子。
如今,那颗种子已经发芽。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它会开出绚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护佑这片高原上的每一个生命,自由而深沉地呼吸。
作者:徐文静 来源:呼吸治疗科